《论衡·卷二十六·实知篇》

  儒者论圣人,以为前知千岁,後知万事,有独见之明,独听之聪,事来则名,不学自知,不问自晓,故称圣,则神矣。若蓍龟之知吉凶,蓍草称神,龟称灵矣。贤者才下不能及,智劣不能料,故谓之贤。夫名异则实殊,质同则称钧,以圣名论之,知圣人卓绝,与贤殊也。

  孔子将死,遗谶书,曰:“不知何一男子,自谓秦始皇,上我之堂,踞我之床,颠倒我衣裳,至沙丘而亡。”其後,秦王兼吞天下,号始皇,巡狩至鲁,观孔子宅,乃至沙丘,道病而崩。又曰:“董仲舒乱我书。”其後,江都相董仲舒,论思《春秋》,造著传记。又书曰:“亡秦者,胡也。”其後,二世胡亥,竟亡天下。用三者论之,圣人後知万世之效也。孔子生不知其父,若母匿之,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。不案图书,不闻人言,吹律精思,自知其世,圣人前知千岁之验也。

  曰:此皆虚也。案神怪之言,皆在谶记,所表皆效图书。“亡秦者胡”,《河图》之文也。孔子条暢增益以表神怪,或後人诈记,以明效验。高皇帝封吴王,送之,拊其背曰:“汉後五十年,东南有反者,岂汝邪?”到景帝时,濞与七国通谋反汉。建此言者,或时观气见象,处其有反,不知主名。高祖见濞之勇,则谓之是。原此以论,孔子见始皇、仲舒,或时但言“将有观我之宅”、“乱我之书”者,後人见始皇入其宅,仲舒读其书,则增益其辞,著其主名。如孔子神而空见始皇、仲舒,则其自为殷後子氏之世,亦当默而知之,无为吹律以自定也。孔子不吹律,不能立其姓,及其见始皇,睹仲舒,亦复以吹律之类矣。案始皇本事,始皇不至鲁,安得上孔子之堂,踞孔子之床,颠倒孔子之衣裳乎?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,至云梦,望祀虞舜於九嶷。浮江下,观藉柯,度梅渚,过丹阳,至钱唐,临浙江,涛恶,乃西百二十里,从陕中度,上会稽,祭大禹,立石刊颂,望於南海。还过,从江乘,旁海上,北至琅邪。自琅邪北至劳、成山,因至之罘,遂并海,西至平原津而病,崩於沙丘平台。既不至鲁,谶记何见,而云始皇至鲁?至鲁未可知,其言孔子曰“不知何一男子”之言,亦未可用。“不知何一男子”之言不可用,则言“董仲舒乱我书”亦复不可信也。行事,文记谲常人言耳,非天地之书,则皆缘前因古,有所据状。如无闻见,则无所状。凡圣人见祸福也,亦揆端推类,原始见终,从闾巷论朝堂,由昭昭察冥冥。谶书秘文,远见未然,空虚暗昧,豫睹未有,达闻暂见,卓谲怪神,若非庸口所能言。

  放象事类以见祸,推原往验以处来事,〔贤〕者亦能,非独圣也。周公治鲁,太公知其後世当有削弱之患;太公治齐,周公睹其後世当有劫弑之祸。见法术之极,睹祸乱之前矣。纣作象箸而箕子讥,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,缘象箸见龙干之患,偶人睹殉葬之祸也。太公、周公俱见未然,箕子、孔子并睹未有,所由见方来者,贤圣同也。鲁侯老,太子弱,次室之女倚柱而啸,由老弱之徵,见败乱之兆也。妇人之知,尚能推类以见方来,况圣人君子,才高智明者乎!秦始皇十年,庄襄王母夏太后薨,孝文王后曰华阳后,与文王葬寿陵,夏太后〔子〕〔庄〕襄王葬於〔芷阳〕,故夏太后别葬杜陵,曰:“东望吾子,西望吾夫,後百年,旁当有万家邑。”其後皆如其言。必以推类见方来为圣,次室、夏太后圣也。秦昭王十年,樗里子卒,葬於渭南章台之东,曰:“後百年,当有天子宫挟我墓。”至汉兴,长乐宫在其东,未央宫在其西,武库正值其墓,竟如其言。先知之效,见方来之验也。如以此效圣,樗里子圣人也。如非圣人,先知见方来不足以明圣。然则樗里子见天子宫挟其墓也,亦犹辛有知伊川之当戎。昔辛有过伊川,见被发而祭者,曰:“不及百年,此其戎乎!”其後百年,晋迁陆浑之戎於伊川焉,竟如〔其言〕。辛有之知当戎,见被发之兆也。樗里子之见天子〔宫〕挟其墓,亦见博平之〔基〕也。韩信葬其母,亦行营高敞地,令其旁可置万家。其後竟有万家处其墓旁。故樗里子之见博平〔土〕有宫台之兆,犹韩信之睹高敞万家之台也。先知之见,方来之事,无达视洞听之聪明,皆案兆察迹,推原事类。春秋之时,卿大夫相与会遇,见动作之变,听言谈之诡,善则明吉祥之福,恶则处凶妖之祸。明福处祸,远图未然,无神怪之知,皆由兆类。以今论之,故夫可知之事者,思虑所能见也;不可知之事,不学不问不能知也。不学自知,不问自晓,古今行事,未之有也。夫可知之事,推精思之,虽大无难;不可知之事,历心学问,虽小无易。故智能之士,不学不成,不问不知。

  难曰:夫项托年七岁教孔子。案七岁未入小学而教孔子,性自知也。孔子曰:“生而知之,上也。学而知之,其次也。”夫言生而知之,不言学问,谓若项托之类也。王莽之时,勃海尹方年二十一,无所师友,性智开敏,明达六艺。魏都牧淳於仓奏:“方不学,得文能读诵,论义引《五经》文,文说议事,厌合人之心。”帝征方,使射蜚虫,筴射无〔弗〕知者,天下谓之圣人。夫无所师友,明达六艺,本不学书,得文能读,此圣人也。不学自能,无师自达,非神如何?

  曰:虽无师友,亦已有所问受矣;不学书,已弄笔墨矣。兒始生产,耳目始开,虽有圣性,安能有知?项托七岁,其三四岁时,而受纳人言矣。尹方年二十一,其十四五时,多闻见矣。性敏才茂,独思无所据,不睹兆象,不见类验,却念百世之後,有马生牛,牛生驴,桃生李,李生梅,圣人能知之乎?臣弑君,子轼父,仁如颜渊,孝如曾参,勇如贲、育,辩如赐、予,圣人能见之乎?孔子曰:“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可知也。”又曰:“後生可畏,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?”论损益,言“可知”,称後生,言“焉知”。後生难处,损益易明也。此尚为远,非所听察也。使一人立於墙东,令之出声,使圣人听之墙西,能知其黑白、短长、乡里、姓字所自从出乎?沟有流澌,泽有枯骨,发首陋亡,肌肉腐绝,使〔圣〕人询之,能知其农商、老少、若所犯而坐死乎?非圣人无知,其知无以知也。知无以知,非问不能知也。不能知,则贤圣所共病也。

  难曰:“詹何坐,弟子侍,有牛鸣於门外。弟子曰:‘是黑牛也,而白蹄。’詹何曰:‘然。是黑牛也’而白其蹄。使人视之,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。詹何,贤者也,尚能听声而知其色。以圣人之智,反不能知乎?”

  曰:能知黑牛白其蹄,能知此牛谁之牛乎?白其蹄者以何事乎?夫术数直见一端,不能尽其实。虽审一事,曲辩问之,辄不能尽知。何则?不目见口问,不能尽知也。鲁僖公二十九年,介葛卢来朝,舍於昌衍之上,闻牛鸣,曰:“是牛生三牺,皆已用矣。”或问:“何以知之?”曰:“其音云。”人问牛主,竟如其言。此复用术数,非知所能见也。广汉杨翁仲〔能〕听鸟兽之音,乘蹇马之野,田间有放眇马〔者〕,相去〔数里〕,鸣声相闻。翁仲谓其御曰:“彼放马目眇。”其御曰:“何以知之?”曰:“骂此辕中马蹇,此马亦骂之眇。”其御不信,往视之,目竟眇焉。翁仲之知马声,犹詹何、介葛卢之听牛鸣也。据术任数,相合其意,不达视听,遥见流目以察之也。夫听声有术,则察色有数矣。推用术数,若先闻见,众人不知,则谓神圣。若孔子之见兽,名之曰狌々,太史公之见张良,似妇人之形矣。案孔子未尝见狌々,至辄能名之,太史公与张良异世,而目见其形。使众人闻此言,则谓神而先知。然而孔子名狌々,闻《昭人之歌》;太史公之见张良,观宣室之画也。阴见默识,用思深秘。众人阔略,寡所意识,见贤圣之名物,则谓之神。推此以论,詹何见黑牛白蹄,犹此类也。彼不以术数,则先时闻见於外矣。方今占射事之工,据正术数,术数不中,集以人事。人事於术数而用之者,与神无异。詹何之徒,方今占射事者之类也。如以詹何之徒,性能知之,不用术数,是则巢居者先知风,穴处者先知雨。智明早成,项托、尹方其是也。

  难曰:“黄帝生而神灵,弱而能言。帝喾生而自言其名。未有闻见於外,生辄能言,称其名,非神灵之效,生知之验乎?”

  曰:黄帝生而言,然而母怀之二十月生,计其月数,亦已二岁在母身中矣。帝喾能自言其名,然不能言他人之名,虽有一能,未能遍通。所谓神而生知者,岂谓生而能言其名乎?乃谓不受而能知之,未得能见之也。黄帝、帝喾虽有神灵之验,亦皆早成之才也。人才早成,亦有晚就,虽未就师,家问室学。人见其幼成早就,称之过度。云项托七岁,是必十岁,云教孔子,是必孔子问之。云黄帝、帝喾生而能言,是亦数月。云尹方年二十一,是亦且三十。云无所师友,有不学书,是亦游学家习。世俗褒称过实,毁败愈恶。世俗传颜渊年十八岁升太山,望见吴昌门外有系白马。定考实,颜渊年三十不升太山,不望吴昌门。项托之称,尹方之誉,颜渊之类也。

  人才有高下,知物由学。学之乃知,不问不识。子贡曰:“夫子焉不学,而亦何常师之有?”孔子曰:“吾十有五而志乎学。”五帝、三王,皆有所师。曰:“是欲为人法也”。曰:精思亦可为人法。何必以学者?事难空知,贤圣之才能立也。所谓神者,不学而知。所谓圣者,须学以圣。以圣人学,知其非圣。天地之间,含血之类,无性知者。

  狌々知徃,鳱鹊知来,禀天之性,自然者也。如以圣人为若狌々乎?则夫狌々之类,鸟兽也。僮谣不学而知,可谓神而先知矣。如以圣人为若僮谣乎?则夫僮谣者,妖也。世间圣神,以为巫与?鬼神用巫之口告人。如以圣人为若巫乎?则夫为巫者,亦妖也。与妖同气,则与圣异类矣。巫与圣异,则圣不能神矣。不能神,则贤之党也。同党,则所知者无以异也。及其有异,以入道也。圣人疾,贤者迟;贤者才多,圣人智多。所知同业,多少异量;所道一途,步驺相过。

  事有难知易晓,贤圣所共关思也。若夫文质之复,三教之重,正朔相缘,损益相因,贤圣所共知也。古之水火,今之水火也。今之声色,后世之声色也。鸟兽草木,人民好恶,以今而见古,以此而知来。千岁之前,万世之后,无以异也。追观上古,探察来世,文质之类,水火之辈,贤圣共之。见兆闻象,图画祸福,贤圣共之。见怪名物,无所疑惑,贤圣共之。事可知者,贤圣所共知也;不可知者,圣人亦不能知也。何以明之?使圣空坐先知雨也,性能一事知远道,孔窍不普,未足以论也。所论先知性达者,尽知万物之性,毕睹千道之要也。如知一不通二,达左不见右,偏驳不纯,踦校不具,非所谓圣也。如必谓之圣,是明圣人无以奇也。詹何之徒圣,孔子之党亦称圣,是圣无以异於贤,贤无以乏於圣也。贤圣皆能,何以称圣奇於贤乎?如俱任用术数,贤何以不及圣?

  实者,圣贤不能性〔知〕,须任耳目以定情实。其任耳目也,可知之事,思之辄决;不可知之事,待问乃解。天下之事,世间之物,可思而〔知〕,愚夫能开精;不可思而知,上圣不能省。孔子曰:“吾尝终日不食,终夜不寝以思,无益,不如学也。”天下事有不可知,犹结有不可解也。见说善解结,结无有不可解。结有不可解,见说不能解也。非见说不能解也,结有不可解。及其解之,用不能也。圣人知事,事无不可知。事有不可知,圣人不能知,非圣人不能知,事有不可知。及其知之,用不知也。故夫难知之事,学问所能及也;不可知之事,问之学之,不能晓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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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衡 卷二十六实知篇译文

俗儒评论圣人,认为圣人前知千年以前的事,后知万年以后的事,有独到的眼力,有独到的听力,事物一出现就能说出它的名目来,圣人不学就能感知,不问就能通晓,所以一提到圣人就认为和神一样了。…展开

  俗儒评论圣人,认为圣人前知千年以前的事,后知万年以后的事,有独到的眼力,有独到的听力,事物一出现就能说出它的名目来,圣人不学就能感知,不问就能通晓,所以一提到圣人就认为和神一样了。就像蓍草和龟甲能占卜吉凶,蓍草称为神,龟甲称为灵一样。贤者才能低下比不上圣人,智慧较差不能预知未来,所以称之为贤人。名称不同那么实质也不同,实质相同那么名称就一样,就“圣”这个名称来说,就可知圣人超群无比,与贤人不一样。

  孔子临死的时候,留下谶书说:“不知是一个什么男子,自称是秦始皇,走上我的内堂,坐在我的床上,弄乱了我的衣裳,以后他到沙丘就会死去。”以后,秦王统一了天下,号称“始皇”,巡游到达鲁国地区,观瞻了孔子的住宅,才到沙丘,就在途中生病死了。又说:“董仲舒整理发挥我著的书。”以后,江都相董仲舒研究《春秋》,编写了传记。又写道:“亡掉秦朝的,是名叫胡的人。”以后,二世胡亥果然丢掉了天下。用这三件事来评论它,这就是圣人能预知万年以后的事情的证明。孔子生下来以后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,他的母亲隐瞒了他,他用吹律管的办法知道了自己是殷宋大夫子氏的后代。孔子不根据河图、洛书,没有听人说,自吹律管精心思考,知道了他的身世,这就是圣人前知千年以前的事的证明。

 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虚妄不实的。考察神怪的说法,全在谶书之中,它所记载的都是从河图、洛书哪里仿效来的。“亡秦者胡”就是仿效《河图》上的话。孔子使它条理通畅给它增添润色,用来记载神怪的事情;也许是后人伪造的,用来表明圣人的效验。汉高祖封刘濞为吴王,给他送行的时候,拍着他的背说:“汉朝开国五十年后,东南地区有谋反的人,难道会是你吗?”到汉景帝的时候,刘濞与七国串通反叛汉朝。提出这句话的人,也许是观察了天象,判断东南地区将会有反叛发生,并不知当事人的名字,高祖见刘濞勇武,就认为他是这个当事人。

  根据这点来推论,孔子预知秦始皇、董仲舒所做的事,也许仅仅只是说过“将有人观览我的住宅”、“整理我的著作”这样的话,后人见秦始皇入孔子的住宅,董仲舒读孔子的书,就增添孔子说过的话,把当事人标明出来了。如果孔子真的神奇,能够凭空预知秦始皇、董仲舒所做的事,那么他自己是殷后子氏的后代,也应该默默无声地就知道这一点,用不着以吹律管的办法来自己确定。孔子不吹律管,就不能确定他的姓,涉及到他预知秦始皇、董仲舒的事,也还是用了吹律管以定姓氏的这类办法了。

  考察秦始皇原本的史实,秦始皇并没有到鲁国,怎么会上孔子的内堂,坐在孔子的床上,弄乱孔子的衣裳呢?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的那一天出游,到达云梦泽,在九嶷山对虞舜举行“望”祭。乘船顺长江而下,在藉柯观览,渡过梅渚,经过丹阳,到达钱塘,亲临钱塘江,波涛汹涌,就往西行一百二十里,从江面狭窄处,渡过钱塘江,登上会稽山,祭祀大禹,立石碑刻颂辞,对南海举行“望”祭。回来经过吴县,从江乘渡江,沿着海边北上,向北直到琅邪山。从琅邪山往北到崂山、成山,由这里到之罘,于是沿着海边航行,往西到达平原津就病了,最后死在沙丘平台。

  既然秦始皇没有到过鲁国,谶书依据什么说秦始皇到鲁国呢?连秦始皇是否到过鲁国都不知道,书上记载的孔子说的“不知是一个什么男子”的话,也就不可信了。“不知是一个什么男子”的这句话不可信,那么记载的“董仲舒整理我的著作”这句话也又不可信了。已有的事实,文字记载无论如何异常,不过是人所说的话罢了。只要不是天上掉下来、地下冒出来的书,就都得遵循前人因袭古人,有所依据而加以描述;如果从来没有听说或看到过,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描述的了。大凡圣人预见祸福,也是估量事物的苗头而加以类推,考察事物的开端而预见到它的结果,从民间小事推论到朝廷大事,由明显的事而察知昏暗的事。谶书中的神秘记载,远见尚未发生的事,说得空洞而含糊,预见尚未出现的事,乍一听,猛一看,显得离奇古怪,好像不是一般人的口里所能说得出来的。

  仿效同属一类的事情以预测祸患,推究过去的经验以判断未来,贤者也能做到这点,并非只有圣人才能做到。周公谈论如何治理鲁国,太公预知周公的后代必将有君权削弱的祸患;太公谈论如何治理齐国,周公预见到太公的后代必将有杀君篡国的祸乱。彼此都预见到对方采用的治国方法和手段的最终结果,预见到祸乱的苗头了。纣王制作了象牙筷子而箕子发出哀叹,鲁国用偶人随葬而孔子为此发出慨叹,这是由制作象牙筷子预见到纣王要吃龙肝的祸患,由用偶人随葬预见到用人殉葬的灾祸。太公、周公都预见到了尚未发生的事情,箕子、孔子都看到了还没有出现的事情,用来预见未来的推理方法,贤人和圣人是一样的。鲁侯年老,太子幼弱,次室邑的女子靠在柱子上长啸叹息,是依据老弱的征候,预见到败乱的先兆。凭妇人的见识,尚且能够推究同类事情而预见到未来,何况圣人君子,才高智明的那一类人呢!

  秦始皇七年,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死了。秦孝文王的王后叫华阳后,与秦孝文王同葬在寿陵,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埋葬在范陵,所以夏太后另外埋葬在杜陵,她说:“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,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,此后一百年,旁边将会出现万户人家的城镇。”那以后出现了正如她所说的情况。如果一定要把能用类推的方法预见未来的人称为圣人,那么,次室女子、夏太后都是圣人了。秦昭王七年,樗里子死了,埋葬在渭水南岸章台的东面,他说:“此后一百年,必定有天子的宫殿夹着我的墓。”到了汉朝兴起,长乐宫建在他的墓的东面,未央宫建在他的墓的西面,武器库正对着他的墓,竟然同他说的完全一样。这些先知的事例,都是能预见未来的证明。如果用这种情况来证明圣人,那么樗里子就算圣人了。如果他不算是圣人,那么只凭能够先知、预见未来,就不足以说明是圣人。

  这样说来樗里子预见到天子的宫殿夹着他的坟墓,也就像辛有预知伊川一带将会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一样。从前辛有经过伊川,见到披头散发祭祀的人,就说:“不超过一百年,这个地方将会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了!”那以后一百年,晋国迁移陆浑之戎到伊川一带居住,竟然像辛有所预言的一样。辛有预见到伊川将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,是由于见到了披头散发的先兆;樗里子预见到天子的宫殿会夹着他的坟墓,也是由于见到了墓旁有广阔平坦的地基。韩信埋葬他的母亲,也设法营建在又高又宽敞的地方,让墓的旁边可以安置万户人家。以后竟然有万户人家居住在墓旁。所以樗里子见到广阔平坦的土地有修建宫台的征兆,就像韩信看到又高又宽敞的地方会出现万户人家一样。能够先知预见到未来的事情,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视力和听力,都是通过考察事情的征兆和迹象,根据同类事物进行推论得来的。

  春秋的时候,卿、大夫相互交往聚会,看到动作异常,听见言谈反常,善就说明是吉祥的福祐,恶就判断是凶妖的祸患。能预先判明祸福,老早就考虑到尚未出现的事情,并没有神怪的才智,都是由于察觉了先兆。现在用它来论述,所以能够知道的事,通过思虑就能预见到;通过思虑不能够知道的事,不学不问就不能够知道。不学就能自己知道,不问就能自己通晓,从古到今已有的事例中,还没有见到过。可以知道的事,只要精心去思考它,事情再大也不难明白;不可以知道的事,即使用心学习和请教别人,事情再小也不容易弄懂,所以即使有智能的人,不学就没有成就,不请教别人就不会知道。

  有人责难说:“项讬年仅七岁就教导孔子。考察他七岁时尚未进入小学而教导孔子,这是天生的自知了。孔子说:‘天生就知道的,是上等;通过学习而知道的,是次一等。’只说天生就知道的,不讲学习和请教别人,说的就是像项讬这样的人。王莽的时候,勃海郡的尹方年纪才二十一岁,没有老师也没有学友,却天生智慧聪明,通晓六艺。魏都牧淳于仓向皇帝上奏:‘尹方不用学习,得到文章就能读诵,论说道理能引用五经文字,解释文字议论事理,都能满足人们的心意。’皇帝征召尹方,让他辨认鸟虫书,又对他进行策试,他没有不知道的,天下人称他是圣人。没有老师、学友,却通晓六艺,根本不学写字,得到文章却能诵读,这是圣人了。不学自己能知道,没有老师自己能通晓,不是神而先知又是什么呢?”

  回答说:即使没有师友,也已经有所提问与接受指教了;不学写字,已经摆弄过笔墨了。小孩刚生下来,耳目才开始张开,即使有圣性,怎么能有知识呢?项讬虽然才七岁,但他三四岁时,已经能接受容纳人们所讲的事情了。尹方虽然才二十一岁,但他十四五岁时,已经有许多所闻所见了。天性聪明才智过人,独自思考无所依据,没有觉察到预兆,不见类似的效验,往下推想到百代之后,会有马生牛,牛生驴,桃树结李子,李树结梅子,圣人能预见到这些情况吗?往下推想到百代之后,会有臣杀君,子杀父,像颜渊那样的仁人,像曾参那样的孝子,像孟贲、夏育那样的勇士,像子贡、宰予那样的能言善辨的人,圣人能预见到这些情况吗?

  孔子说:“如果将来有人继承周朝的礼制,即使经过一百代,它的损益情况也还是可以预见得到的。”又说:“后辈是可令人敬畏的,怎么能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呢?”孔子论将来礼制的增减改易,称为“可以知道”,讲后辈,称为“怎么知道”。这是因为后辈的情况难以断定,而制度的增减改易容易判明的缘故。这些例子都比较遥远,不是人们所能耳闻目见的。让一个人站立在墙的东面,叫他发出声音,让圣人在墙的西面听他的声音,圣人能知道这个人皮肤黑白、身材高矮、籍贯、姓名和家族渊缘吗?水沟里有流尸,山泽里有枯骨,头发和面孔都烂掉了,肌肉都腐烂消失了,让人去询问圣人,圣人能知道他是务农还是经商,年龄大小,以及犯什么罪而被处死的吗?并不是圣人无知,而是只凭他的才智是无从知道的。凭他的才智无从知道,不问就不能知道。不问不能知道,这是贤圣同样具有的缺陷。

  有人责难说:“詹何坐着,他的学生在旁边侍候,有一头牛在门外面鸣叫。学生说:‘这是一头黑牛,而蹄子是白色的。’詹何说:‘对,这是一头黑牛,而它的蹄子被人弄白了。’派人看这头牛,果然是黑牛而被人用白布裹在牛蹄上。詹何,是位贤人,尚且能够听声音就知道牛的颜色,凭圣人的才智,反而不能知道吗?”

  回答说:能够知道是黑牛而被人弄白了蹄子,能够知道这头牛是谁的牛吗?把它的蹄子弄白是为什么呢?术数仅仅能见到一个方面,不能弄清全部事实。即使明了一件事,如果多方面地加以辩驳和追问,往往就不能全部知道了。为什么呢?不亲眼望见亲口询问,就不可能全部知道。

  鲁僖公二十九年,介国葛卢来朝见,住在昌衍旁,他听见牛叫,就说:“这头牛生过三头纯色牛,都已经被用来祭祀了。”有人问:“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呢?”他回答说:“它的叫声这样说的。”这个人去问牛的主人,情况果然同葛卢说的完全一样。这又是在运用术数,不是凭智慧所能见到的。广汉郡的杨翁伟能听得出鸟兽的话,他乘坐一匹跛马拉的车到野外去,田间有一匹正放着的瞎了一只眼的马,两马相距几里远,鸣叫声却相互听得见。翁伟对他的车夫说:“那匹正放着的马知道我们这匹马是跛的,而它自己的眼是瞎了一只的。”他的车夫问:“你怎么知道这些呢?”翁伟回答说:“那匹马骂这匹车辕中的马是跛的,这匹马也骂那匹马是瞎了一只眼的。”他的车夫不相信,就去看那匹马,那匹马竟然是瞎了一只眼的。杨翁伟听得懂马的声音,就像詹何、介国的葛卢听得懂牛叫一样,是依靠术数,把两匹马叫声的意思合在一起考察出来的,不是凭借视力强而转眼就看出来的。

  听声音有方术,那么察看颜色就有术数了。运用术数来推算,就像事先听到和见到过似的,大家不明白这一点,就认为他是神是圣了。就像孔子看见一头野兽,马上能说出它是猩猩;司马迁看到画上的张良,说他相貌像女人这类事情一样。考察孔子并没有见过猩猩,而见到了就能说出它的名字;司马迁和张良不在同一个时代,而眼睛却看到了他的相貌。假如大家听到这些话,就认为他们是神而先知的人。然而孔子叫出猩猩的名字,是听到过山野之民唱的歌;太史公看出张良的形象,是从宣室的画像上先见过的。贤圣暗中看到过而默记在心,运用心思深沉而隐秘;众人马虎大意,很少留心,见到贤圣说出事物的名称,就认为他们很神。以此推论,詹何见到黑牛弄白了蹄子,也是这类情况。他如果不是靠术数推算出来的,那就是先前已经从外边听见或见到过了。

  当今以占射事物为职业的人,首先依据术数来判断吉凶,术数判断不中,就掺杂以人事。能把人事和术数结合起来运用的人,就和神没有什么不同了。詹何这类人,就是当今占射事物一类的人。如果认为詹何这类人天生就能预知那些事,不依靠术数来推算,那他们就像鸟类能预知刮风,蚯蚓蚂蚁之类能预知下雨一样了。聪明才智早熟,项讬、尹方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人吧。

  有人责难说:“黄帝天生就很神灵,刚生下来就能说话。帝喾生下来就能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。没有在外面的见闻,生下来就能说话,称呼自己的名字,难道不是神灵和天生预知的证明吗?”

  回答说:黄帝生下来能说话,然而他的母亲怀他二十五个月才生下他来,计算这个月数,他也已经有两年在他母亲的身体中了。帝喾生下来能自己说出名字,然而他不能说出别人的名字,即使有一方面的才能,却不能通晓所有的事情。所谓神灵能天生先知的人,难道讲的是生下来就能说出他自己的名字吗?还是说没有经过传授就能知道,没有接触过就能预见呢?黄帝、帝喾虽然有神灵的证明,但也都是属于有早熟的才智。人的聪明才智有成熟得早的,也有经过后天学习才成就的。即使没有请教老师,在家里已经向人请教和学习过了。人们见他年幼而才智早成,称赞他就过头了。

  说项讬七岁,这一定是有十岁了;说他教孔子,这一定是孔子去问过他。说黄帝、帝喾生下来就能说话,这也一定是生下来几个月了。说尹方二十一岁,这也一定是将近三十岁了;说他没有什么师友,又不学习写字,这也一定是他出外或在家学习过了。世间习俗称赞别人时总是超过实际情况,说别人的坏话往往超过了他的罪恶。世俗传说颜渊十八岁登泰山,望见吴都阊门外有一匹拴着的白马。考查实际情况,可以肯定颜渊是三十岁,没有登泰山,也没有望见吴都的阊门。对项讬、尹方的称誉,就如称誉颜渊这类情况一样。

  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,认识事物要通过学习才行。通过学习才能知道,不请教别人就不能认识事物。子贡说:“我的老师是无处不学习的,可是又何必要有个固定的老师呢?”孔子说:“我十五岁就有志于学问。”五帝、三王,都是有所师法的。有人说:“这是为了给人们做榜样。”我说:精心思考也可以作为人们的榜样,为什么一定要以勤学做榜样呢?事理很难凭空思考而得知,贤圣的才能却可以通过学习而具备。那些称为“神”的,是不学而知的;哪些称为“圣”的,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成为圣。因为圣人也需要学习,所以知道他并不是神。天地之间,含有血气的动物,没有天生就知道一切的。猩猩知道过往人的姓名,喜鹊知道未来的喜事,因为它们承受了天的本性,自然就是如此的。

  如果认为圣人是像猩猩那样的吗?那么猩猩之类可是鸟兽啊。童谣可以不学而知,可以算是神而先知了。如果认为圣人是像童谣那样吗?那么童谣可是一种妖象啊。世间圣、神的东西可以认为是巫吗?鬼神通过巫的口来指示人。如果认为圣人是像巫那样的吗?那么做巫的人也是一种妖啊。巫与妖象同属一种气,那么与圣人就不属于一类了。巫与圣人不同,那么圣人也就不能称为神了。不能称为神,那就属于贤人一类的了。与贤人同属一类,那么圣人所知的就与贤人没有什么不同了。至于他们有所差别,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“道”不一样。圣人走得快,贤人走得慢;贤人才能多,圣人智慧多。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种“道”,只是量的多少不同而已;他们所走的是同一条路,只是走得快的超过了走得慢的而已。

  事情有难以知道的有容易明白的,这都是贤圣所共同关心的。就像社会风气文质的重复,三种教化的循环,历法的相互沿用,典章制度的增减和相互沿袭,这都是贤圣所共同知道的。古代的水火,就同现在的水火一样;现在的声色,就同后代的声色一样。无论是鸟兽草木,还是人民的好恶,根据现在而推知古代,根据当前而推知未来,千年之前,万代之后,没有什么不同的。往前观察上古,往后探察后世,知道“文质”、“水火”一类的事情,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;看见了征兆,察觉了迹象,就能说明祸福,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;见到奇怪的东西能够说出它的名称,不会有什么疑惑,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。可知的事物,贤人圣人同样都能知道;不可知的事物,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知道。

 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?假如圣人凭空坐在那里而事先就知道天要下雨,也只是生来能够在这一件事物上有先知远见,他的聪明才智并不全面,不值得一提。所谓先知先觉生来就能通达事理的人,就能尽知万物的本性,能完全看清各种“道”的要领。如果是知道一个部分就不通晓另一个部分,通达左边却看不见右边,认识片面杂乱而不纯,残缺而不完备,就不是所说的圣人了。如果一定要说他是圣人,这反而说明圣人并没有什么神奇。詹何这类人是圣人,孔子这类人也是圣人,这就是说圣人没有什么不同于贤人的地方,贤人并不比圣人差。贤人圣人都能这样,为什么说圣人比贤人神奇呢?如果都运用术数推算,贤人为什么比不上圣人呢?

  实际上,圣贤不能天生地知道一切,必须依靠耳听、眼看来确定事情的真象。他们使用耳目,可以知道的事,经过思考就可以理解;不能知道的事,要等到请教了别人才能理解。天下的事情,世间的万物,可以通过思考而知道,再愚蠢的人也能明白;通过思考不能知道,即使是上圣也不能明白。孔子说:“我曾经整天不吃饭,整夜不睡觉地去思考,结果没有什么好处,还不如去学习。”

  天下的事物有不可知的,好比绳结有不能解开的一样。倪说善于解绳结,绳结没有解不开的。如果绳结有解不开的,那么倪说也不能解开了。并不是倪说不会解绳结,而是有的绳结根本就解不开,等到他去解这种结时,因此也就解不开了。圣人知道一切事物,事物没有什么不能知道的。如果事物有不能知道的,那么就是圣人也不能知道了。并不是圣人不能知道事物,而是事物有根本就不能知道的,等到圣人想去知道这种事物时,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了。所以较难知道的事物,通过学习和请教别人就能够知道;根本不能知道的事物,即使通过学习和请教别人,仍然不能认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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